2023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 (范文推荐)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
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 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袁雯【摘要】介绍了县域经济的概念及其基本情况,讨论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几种主要模式,提出了县城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期刊名称】《科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 ,供大家参考。
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
袁雯
【摘
要】介绍了县域经济的概念及其基本情况,讨论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几种主要模式,提出了县城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期刊名称】《科技创新与生产力》
【年(卷),期】2011(000)00【总页数】7页(P31-37)
【关键词】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
【作
者】袁雯
【作者单位】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北京10012【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12郡县治,天下安,郡县丰,天下富。县域是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和行政单元,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点,是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所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国家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日益重视,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
“壮大县域经济”,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
“要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成为新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具体来讲,县域经济是和城市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在县级行政区划(包括县级市)范围内,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纽带、以农村为腹地、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城乡一体、工农并进、由各种经济成分和不同产业构成的区域经济。
当前,包括县级市和县在内,全国共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从发展水平来看,全国县域经济间差异性较大,据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有关数据,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全国前100个县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末100个县的15倍以上。东、中、西部的县域经济,从总量、规模到发展阶段、发展路径,都有很大差距,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弱,这也与全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相一致。发源于东部地区的许多有代表性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江阴模式等,已经成为我国县域经济特色化发展的样板。中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在过去10年间发展很快,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断缩小,全国百强县中,中部六省入选县市从2001年的5个增加到2009年的16个。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虽然规模小,但由于西部地区县域单位数量远高于东、中部,且县域经济是西部地区优势产业的主要集聚区域,因此,县域经济在西部地区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尤为重要。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和重要组成部分。
“县乃国之基,民乃邦之本”,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大系统中处于基本层次,是国民经济的区域基础和基本支柱。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国县域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50%,县域人口超过70%。随着
“市县分治、省县直辖”等县域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和要素市场的完善,县级政府将被赋予更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自主权。县域经济以其丰富独特的资源、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低成本进入的优势,将会逐渐取代城市经济成为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继续推动
“中国制造”的重要支撑。但不可否认是,当前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心城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08年底县域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有全国平均值的70%,全国中心城区的50%,县域经济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只占全国的23.01%。因此,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应将经济社会建设的重点从中心城区更多地转向县域地区,推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全面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发展县域经济是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所在。2010年中央
“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抓住产业转移有利时机,促进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向县城和重点镇集聚,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吸纳农村人口加快向小城镇集中”,把壮大县域经济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一直滞后于工业化、非农化发展。根据钱纳里1988年提出的世界发展模型,在工业化率、城市化率达到13%左右的水平以后,城市化率开始加速,并明显超过工业化率(其中,工业化率指制造业附加值占GDP比重,城市化率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见图1)。中国自1952年以来的城市化进程(近年来的情况见图2),与人们熟悉的城市化世界发展模型,以及各工业国的实际发展进程都截然不同。在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始终滞后于工业化。尽管改革开放后经过30余年,特别是近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快速增长,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差距趋于缩小,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各国数据,中国2008年人均GNP为3315美元,城市化水平为45.68%。同年,人均GNP在3000~4000美元之间的12个国家城市化平均水平为52.5%,其中巴西、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化率分别为85.6%、70.4%和51.5%,均高于我国。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协调的原因,除了以城镇户籍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对农民的制约外,最根本的在于县域经济发展不足,县一级的城市化地区对农民吸引力不足所致。今后一段时期,提高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增强其吸纳农民进城的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城镇化进程缓慢的问题。
县域经济在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肩负重任。我国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产业结构急需升级换代。大中城市将逐渐以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向内涵式发展,其生产功能将逐步向更低一级的县域转化。随着县域地区市场化的进一步完善,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发展环境的进一步提升,县域经济将成为中国农业产业化和生产制造业的基础和主体,是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极。而正是由于县域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要晚于大中城市,因此可以充分吸取一些大城市地区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发展进程老路,发挥后发优势,以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路径发展县域经济,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工业化的主导。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的有效措施。当前,新农村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但也面临许多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交通、通信、生活等设施落后;二是文化、教育、卫生等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三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强,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增收难度较大。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实践表明,在县域经济发展较好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上述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而在中西部地区的一些贫困县,由于县域经济发展较为缓慢、辐射带动能力低下,导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进而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因此,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有利于解决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对于缩小城乡差距、解决
“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县域经济是比城市经济更为灵活的一种经济形式,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地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断创新,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对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不同的分类,不同类型的县域经济之间又存在一定的交叉。从县域经济的产业支撑角度,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
模式可分为以下4大类。
这种模式的县多是传统的农业大县,本身工业基础薄弱,在发展中走农业产业化道路,把农业当工业来抓,不断增强农业竞争力,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以此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如山东省县级市寿光市,是闻名全国的“蔬菜之乡”。自1986年发展冬暖式大棚以来,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已建立完整的蔬菜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农业生产体系,生产的蔬菜不仅销往全国各地,更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寿光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不但带动了以蔬菜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还直接带动了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自2000年以来,寿光蔬菜博览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形成了环绕寿光的农业观光游,在山东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响当当的名头。观光农业的发展也直接盘活了寿光商业、餐饮、交通、住宿等产业的发展,实现了寿光农业由单纯的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跳跃升级。2009年,寿光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20亿元,连续10年跻身全国农村经济实力百强县。
另一个农业产业化带动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湖南省长沙县,长沙县地处长株潭
“两型社会”(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地带,农业人口占全县的80%。依托当地农产品资源丰富以及与省会长沙接近的区位优势,长沙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形成了多元化、多方位、多领域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格局。农业发展方面,通过整合资源、精心培育,发展了茶叶、花卉苗木、蔬菜等新兴产业,形成了百里茶廊、百里花木走廊等特色产业带,并建成超级杂交稻、蔬菜、食用菌、葡萄等产业精品园区;第二产业发展方面,目前全县上规模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达148家,其中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2家、市级龙头企业36家,过亿元龙头企业15家;服务业发展方面,农家乐等休闲产业得到大力发展,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2009年,长沙县全县共实现GDP514.9亿元,连续3年稳居中部县域经济竞争力排名第一位。
大力发展特色工业是当前许多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工业主导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又可分为资源型工业发展模式、产业集群化发展模式以及大企业带动模式等。
资源型工业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是依托当地富集的自然资源,从资源开采、加工起步,逐步延伸产业链,形成多业并举的工业格局,带动县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种发展模式的典型案例是被誉为
“新型煤都”的陕西省神木县。神木县境内煤炭资源富集,探明储量达500亿t,是国家级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的核心区域,吸引了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大型能源企业落户。煤炭工业是神木的龙头产业,全县每年1/3的工业产值和近1/2的财政收入都由煤炭产业直接提供。煤炭产业链延伸,促进了神木县电力、煤化工、高载能、建材等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了能源的综合效益,使神木不仅成为全国第一产煤大县,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兰炭基地、全国最大的聚氯乙烯基地、西部最大的煤电基地、西部最大的浮法玻璃基地、西部最大的电石基地。2009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52.64亿元,完成财政总收入93.26亿元,“城乡一体化”快速推进,城镇化水平达到70%,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44位。经济发展为民生建设提供了支撑,神木创造性地实施了12年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医疗、特殊人群免费集中供养,率先高标准实施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建设了10万m2经济适用房和5万m2廉租住房,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小城镇建设示范点”“中国全面小康成长型百佳县(市)”等。
产业集群化发展模式。产业集群化发展是指在县域内按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原则,将大量的生产同类产品或生产产品某个部件的同类型中小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产业集群,在集群内运行实现规模经济,成为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种主要模式。如福建省县级市晋江市,以鞋业制造、纺织服装、化纤工业、建筑陶瓷、食品饮料、伞具玩具等一批较为成熟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旅游鞋生产基地、中国三大玩具生产基地和全国建陶生产基地之一,获得
“中国鞋都”“中国食品工业
强市”“中国建陶重镇”等称号。目前,晋江的各种产业集群共聚集企业7000多家,年产值800多亿元,占晋江全市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晋江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福建全省的1/10,2010年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高速发展的经济,也带动了晋江的城市建设和社会软环境建设,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如在省内率先实现了城乡一体,实现了医保、新农保全覆盖,率先推行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等,产业、城市、环境、民生全面提升。
大企业带动型发展模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这些企业的经营产值往往占整个县域经济的相当比重,是地方经济的航空母舰,这就是大企业带动发展模式,最典型的案例是广东省县级市顺德市。顺德经济以工业为主导,以大企业为龙头,孕育了一批大型家电业企业,拥有众多知名家电品牌,如科龙、容声、美的、万家乐、格兰仕等。广东顺德生产的电冰箱、空调、微波炉、电风扇、电饭煲、电子消毒柜、热水器等许多电子产品,产销量均居全国第一,家用电器工业产值占全国同行业15%左右。围绕多家大型家电企业,家电周边产业如机械装备与模具、机械装备与模具、包装印刷、家具、汽车配件、金属材料加工等特色产业,也在顺德不断发展壮大,近年来更是进一步往高端化、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转型。同时,依托于传统的特色产业,以家电展为龙头的会展业近年来也做得风生水起,已成为顺德新的经济增长点。会展业还有力地促进了顺德旅游、餐饮、酒店、交通、中介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有数据显示,近年来顺德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商品销售总额以每年15%至20%的速度增长,这与顺德家电产业的雄厚基础密不可分。
山东的县级市龙口市的发展历程也为大企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典型案例。龙口市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把强企带动作为做大做强工业经济的关键来抓,并通过纵向延伸、横向拓展、高点嫁接,加快企业裂变速度。截至2008年底,龙口市拥有上市企业3家,12家工业企业销售收入过1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14家。单
是南山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南山集团”)一家,2008年就实现销售收入126亿元。南山集团是由龙口本地的村办企业发展起来的全国500强企业,集团涉足煤炭、电力、铝业、轻合金等十几个产业。南山集团不仅是龙口市第一地税大户,每年贡献地税总量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5%左右,在产业拉动、安置就业、城镇改造、新农村建设等各个方面,南山集团对周边的直接带动和对全市的辐射影响也同样明显。工业上,南山集团发展势头强劲,南山铝型材、葡萄酒、精纺面料、西服等系列产品畅销世界,打出了
“龙口制造”的声威,为龙口市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声誉;旅游业上,依托南山大佛、宗教文化园、南山大剧院等一大批旅游景点及配套设施,南山旅游区成为国家首批AAAA级景区,吸引了成千上万名中外游客,有力推动龙口由农业大市、工业强市向旅游大市跃迁;社会发展方面,南山教育先后投资十几亿元,建立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中专、南山学院等一整套教育体系,为龙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种模式又可分为几种类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旅游业带动发展型和商贸物流业带动发展型。依托当地旅游资源的带动发展模式是第三产业带动发展模式中起步较早,采取这种模式的县域也较多。在我国,许多县都具有丰富的历史古迹、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具有发展旅游业以及旅游周边产业的巨大优势。近几年,许多县借助旅游经济实现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浙江省宁海县,利用本地优美的山水景色,与国家体育总局合作,在东部地区建设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将沿线的生态资源、民俗文化、景点景区、产业基地、农家乐等休闲旅游健身资源有机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在长三角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全国生态旅游健身先行区。宁海县的乡村景点建设已经吸引了数亿元的社会资本投入。据宁海有关部门预测,未来5年,宁海乡村旅游有望引来30亿元的资金,带动农村近万人就地转岗就业。
第三产业带动发展的第二类典型代表是
“兴商建县”,即商贸物流业带动发展型。如浙江省县级市义乌市,自1984年确立并实践
“兴商建市”发展战略从未动摇,真正做到了工作围绕市场转、城市围绕市场建、产业围绕市场育。义乌紧紧围绕商品流通这一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业,目前义乌市基本形成以商贸、物流、金融、会展、购物旅游等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并成为主要支柱产业。2005年,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誉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商贸业的持久繁荣,还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一是以商促工。上世纪90年代初,义乌就开始实施
“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发挥商业资本雄厚、信息灵敏、人才众多等优势,引导商业资本向工业扩展,不断拉长产业链,大力发展与专业市场关联度紧密的小商品加工业,推动小商品集散中心进一步向小商品制造中心、研发中心的方向发展。二是以商促农。发挥工商业对农业的反哺和带动作用,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鼓励工商业主投资农业领域,建立农业经济开发区,设立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并逐年提高对
“三农”的投入比例,2008年对
“三农”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35.6%。三是以商带城。围绕商贸的发展和市场的提升,义乌确立了
“城市围绕市场建”的城市化策略,通过产权市场向社会公开出让的方式,筹集社会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电力、通讯、供水等得到极大改善。目前,义乌中心城区面积已达50多km2,城市功能日臻完善。
该模式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日趋成熟。县域本就拥有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科技、文化等事业全面发展,县域经济整体竞争力较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如广东省县级市增城市是广州市、东莞市、深圳市等珠三角城市群和广深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从2003年开始,增城市摒弃急功近利和片面追求GDP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地将全市从南到北划分为三大主体功能区,即南部为重点开发的新型工业区、中部为优化开发的文化生活区、北部为限制开发的都市农业与生态旅游区。增城市发挥优势,转化劣势,努力促进三大主体功能区互补互动、协调发展,工业、城市建设、生态农业协调统一发展,真正实现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者的共赢,成为
全国闻名的荔枝之乡、牛仔服装名城、新兴的汽车产业基地和生态旅游示范区,在全国县域基本竞争力评比中从1999年的第58位跃升至2009年的第9位。
综合发展模式的另一类型是城镇化带动模式。国内外大城市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化和工业化互为促进,通过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能够提高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以及生活性服务水平,进而拉动消费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催生壮大非农产业,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如陕西省志丹县,通过大力实施
“城镇带动”战略,把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来抓,走出了一条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联动、统筹发展”的新路。志丹致力于打造西部明星小城镇,按照改造老城区、开发南城区、配套北城区的思路,先后实施城镇建设重点项目97个,累计投入资金45亿元,增强了城镇的服务功能和吸纳能力。通过村庄建设,志丹县不但完成了大规模的旧村改造,改善了群众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并且实现了村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化利用,为工业、商贸业的发展腾出了大量用地;拉动了农村消费,促进了农民的就地城市化,还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2009年,志丹全县城镇化水平达到36%,比5年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同期,全县计划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4.44亿元,仅2009年上半年全县就完成生产总值49.3亿元,财政总收入14.42亿元,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89元,各项经济指标都有了质的飞跃。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经济的发展重点不在
“小而全”,也不能单纯追求三次产业结构,而要根据资源禀赋和产业配套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旅)游则(旅)游”,推动特色产业化、产业特色化、特色产业规模化,打造能够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
打造成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产业集群的培育宜精不宜多,在同一时期可以选择一至两个可能形成产业集群的领域加以重点培育,待形成一定规模后再向相关产业延伸。二是切实抓好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以国家产业政策为指导,结合县域经济发展实际,编制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使之与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中心城镇规划等相衔接,在全县形成较为合理的产业布局。三是联大靠强,主动寻求与大中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承接大中城市的产业转移,引进大企业大集团的分支机构,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信息扩散和销售网络,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
实践证明,办好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为产业提供集群化发展的平台,是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招商引资、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有效途径。县域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园区作为加速器,一是因地制宜,围绕特色产业、资源优势、发展基础,积极申报和建立各级特色产业园区,包括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农业开发区、工业开发区等。二是充分发挥园区的集聚效应。重点发展中心镇,逐步形成以县城为龙头、中心镇为重点、村镇为基础的城镇体系。发挥工业园区产业集群、要素集聚、资源集约的“洼地”效应,结合城镇建设,规范和集中办好工业园区。三是在空间布局上将产业和生活结合,将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将就业和增加收入结合,推动园区集约化、绿色化发展,争取以较少的产业用地创造出较大的经济增量。四是以园区为载体,加强园区的道路、通信、水、电、气、污染控制等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城镇的综合功能,吸引县域内外的信息、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向城镇聚集,提升城镇化水平,使城镇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
中心企业是县域经济增长的根源,中小企业发展水平体现了县域经济的活跃程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中的国有经济比重很小,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居于主体地位,而中小企业,正是集体经济、民营经济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体制机制更加灵活,竞争意识更强,更能适应激烈竞争中的县域经济。中国的许多中小企业在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产业结构调整之后,已初步具备更快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就必须紧紧围绕特色产业集群化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民营经
济,着力培植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使中小企业成为壮大县域经济的生力军。
对于县级政府和县域经济来说,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尤其要重视和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千方百计保障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一是鼓励金融机构设立为县域中小企业服务的专营机构和专门通道。按照中小企业生产周期,及时、科学、合理制定贷款投放计划,根据小企业融资需求
“短、小、频、急”的特点,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授信管理部门和专业队伍,建立分类管理、分账核算、单独考核的制度和办法,建立适应中小企业授信特点的授信审批、风险管理、激励约束、人才培训和内部控制机制,增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专业化、制度化水平。二是在创新金融信贷产品上求突破。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推出适应中小企业需要的金融产品,特别是大力推广票据业务,积极开展商业票据的承兑和贴现,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方式,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和空间。三是在强化政银、银企合作上求突破。积极组织银行和企业依托项目推介、银企座谈等平台,加强银企交流、对接与合作,特别要力促企业加强生产经营情况通报和财务信息披露,大力扭转银企信息不对称的不良局面,同时要下力气解决影响贷款的评级问题、担保问题,推动建立务实、稳定的银企关系,为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投入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政府行为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概况了一个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悖论:“如果没有一个明智的政府的经济推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经济进步。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政府给经济生活带来灾难的例子。……政府的失败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由于它们做得太多。”
县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经济,县级政府的职能决定了政府行政模式和政府管理模式,县级人民政府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承接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调节职能,提供地方性公共服务产品,通过地方性产业政策和地方性经济法规来调控县域经济等。科学发挥县级政府职能,就是要解决县级政府在经济社会管理中存在的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问题,不该管的坚决不管,该管的坚决管好,推动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促进本县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一是县级人民政府需要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特征制定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经济发展战略,有效指导县域经济发展。二是破除县域经济封闭发展的模式,打破区域行政界限,建立起县域之间、县市之间的利益分配协调机制,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整合,使经济要素在向城镇集聚的过程中发挥出更大的效用。同时要强化县域内部各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协作,协调好县域内招商引资的产业导向与项目运作,协调好县域内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利益冲突。三是重视政府职能和领导者的思想观念转变,理顺政企、政社关系,减少行政力量对具体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增强政府服务意识,创建服务型政府。四是要重视县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注重民生建设,建设和谐县域,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大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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